寫完這篇之後，總算是把去年的文字債還清，可以堂堂正正的開始新的一年了。去年的文字債大多是源於盛夏時的一段婆羅洲之旅，寫的也大多是叢林中與本南人生活的經驗。雖然那一個月的時間我大多待在叢林之中，但也必然的走過那島的都會與城鎮，在文明與荒野的兩端來回。這篇文寫的是這些叢林之外短暫停留的際遇，很多甚至只是電光石火的對話，卻讓我得以將這段叢林經驗放在另一個框架下透視，從一個更大的脈絡看待自身的狀態。
而一切，終究要從台灣說起。
（一）
「你有發現嗎？宜蘭這邊的機車很多都有附帶雨刷。」n 載著我，一邊騎著車一邊指著停在路邊的幾輛機車，龍頭前頂著大面壓克力板跟雨刷，洩漏了這個城市多雨的秘密，儘管當下七月份的豔陽無私的撒落在平坦的大地。
n 是宜蘭之子，我們曾在大學時期一起爬山，沒想到離開學校之後，又因緣際會到同一個部落工作。而接下來他即將前往美國擔任華語教師，我在飛往婆羅洲之前特地到宜蘭見他「最後一面」。
「我們不是只教華語，還要準備文化教案，以前的學長姐分享的都是三節教案，春節、端午節、中秋節，但很無感啊！這真的能作為台灣文化嗎？」我們從林業文化園區再到他國中常吃的那家台式義大利麵店，n 仍說著他的煩惱，好像相較於大中華文化，他更想把蘭陽平原的風景帶入學生的視野。
他的煩惱不只如此，另一項是所謂的「正式服裝」。這我可以理解，之前擔任駐外志工的時候，我也曾面臨這個抉擇。通常這類帶有文化外交性質的工作，都會要求攜帶一套「正式服裝」，男生是西裝，女生則是套裝或旗袍。
n 是那種，做什麼事情都太講求意義的人。連三節教案都讓他探討台灣文化的本質，穿旗袍這件事他都快把腦袋挖開了。曾走過這條路的我也沒辦法提供他什麼解答，畢竟我也不知道，到底為什麼西裝會等號為正式服裝？旗袍、唐裝之於我們這代台灣人的意義又是什麼？
我想起之前部落射耳祭的時候，許多人穿起族服，甚至暗中較勁，誰的族服上有什麼繡紋，誰又有山羌的皮帽、山羊的皮衣等等。整個祭典會場就像族服時裝秀，族群認同的驕傲都穿在身上。那為什麼唐裝與旗袍無法帶給我們相同的笑容？
說到底，我們的認同到底是什麼？
（二）
滿街的中文招牌讓初到砂勞越的我有種置身台灣中南部城鎮的錯覺。連車上的電台都說著中文，差別只是頻頻提及婆羅洲、砂勞越、馬來西亞的新聞。
“Passport, please.”，在客棧的櫃台，老闆用大馬式的英語要了我的護照。時間已經是晚間九點，他似乎等著收了我這個客人，就可以拉起大門，回房休息去了。直到我我拿出我的台灣護照。
「哎呀，你是祖國來的啊！」
原本一副公事公辦樣的老闆突然熱情起來，不僅翻出自己家族的照片給我看，還開始自我揭露身家背景，大聊政治情勢與社會新聞，外加一些旅店經營的小八卦。原來老闆是福建來的不知第幾代，年輕的時候也想過到台灣唸書，但後來還是選擇先到沙巴工作，卻在那遇到來自菲律賓民答那峨的太太，後來就一起搬到古晉做起客棧的生意。
「最近雨林音樂節嘛，來了一堆…」，不知是老闆鄉音太重，還是語速太快，後面講了一串什麼我聽不懂，疑惑全寫在臉上。
「我說紅毛啊，我們都這樣叫外國人的嘛。」
喔喔，是紅毛城的那個紅毛嗎？原來台灣的一級古蹟還活在婆羅洲華人的日常對話裡。
隔天我依老闆的推薦用半天的空檔到鎮上的 chinese museum 走走。大河邊方方正正的粉色的建築，正門左右有對聯。內部的圖像與文物訴說著砂勞越境內華人的遷移過程。婆羅洲的華人早期多是以礦工的身分來到加里曼丹，他們每個人分配到一組草蓆、草帽、蚊帳與毛巾，就開始了遷徙的生活。開始有大量華人移民開墾是在19世紀的清朝，當時中國原鄉的生活艱困，成了移民南洋的主因。博物館牆上的地圖，幾條線連結了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、廣東、海南，與麻六甲、婆羅洲、菲律賓等地，隱隱約約畫出一個華人的南洋遷移史。而台灣，也是其中之一。
遷移史的展示之後是當代砂勞越的華校教育，液晶螢幕裡的馬來小朋友用字正腔圓的華語說：「我學華文」；最後的展區則是傳統的三節文化，走在我前面的兩個紅毛在介紹粽子的展版前仔細讀著。
我對博物館展示的內容一點都不陌生，卻是用一種陌生的視角觀看。原來這就是 n 無感的三節文化被放在博物館中展示；熟悉的語言卻必須立專校教授。在台灣，華人文化理所當然到像空氣一樣難以察覺，在婆羅洲卻是一個少數群體（說起來並不真的那麼少數），得靠自己的力量傳承。而我們身上的華文化，其實不只指向中原，更把我們跟東南亞的移民社會連結在一起——台灣其實也是屬於這個華人移民圈的一個點，只是婆羅洲保留了比台灣更古早的狀態。
離開那天，我背著藤簍在門口跟老闆說再見，老闆還是一貫他鄉遇故知的熱情，拿出手機要跟我拍照，「紅毛都揹大背包啊，你這藤簍才有特色，我們這邊的『歡那』也有啊！」
他不知道，我正要去找他們口中的歡那。
（三）
叢林歸來之後，我回到美里市，在車站附近的攤販祭五臟廟。砂勞越的某些食物其實對我們來說是很熟悉的，點餐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，常見的像 kuitiaw/粿條、mee/麵，基本上跟台語的發音一模一樣，只要結帳的時候記一下馬來語的數字說法就好了。
t 端著一排黑壓壓的炒麵，很有禮貌的問我能不能坐我旁邊，簡單的寒暄之後，我才知道原來他又是另一個南洋華人。
t 是開計程車的，他的華語鄉音特別重，一問之下原來是海南來的，「除了家鄉話、華語，我還會說馬來語跟伊班話。」
喔，還會說伊班話啊！伊班族是砂勞越境內人口數最多的達雅克原住民。
「我們小時候住農村，都是跟馬來人、伊班人玩在一起，」他一副理所當然的口氣，開始跟我分享童年時的農村生活。他們住在高腳屋中，常常跟伊班族的朋友一起去叢林中打野豬。他的伊班朋友拿吹箭，他則有獵槍，所以伊班朋友特別喜歡找他一起。一邊說還給我看他年輕時打野豬腳上受傷的疤。
台灣也曾經是這樣的風景嗎？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漢人，甚至是曾經短暫停留在這片土地上的日本人、荷蘭人，各族之間和諧的生活在一起，維持著自己族群的樣貌，卻又能夠說彼此的語言？
台灣，正如同其他南洋國家，是南島民族與華夏民族交會的地帶。這兩者都是台灣文化的根源，在這座島嶼成長茁壯，吸收這片土地的養分。
我們身處一個世界愈來愈緊密，文化快速交融消長的時代。歐美日韓炫彩奪目的文化讓我們的生活變得多采多姿，某方面卻也讓我們看不見自己的根源；有時候又是太習慣以至於忽略。然而這個根，在我離開台灣，進入婆羅洲——華夏民族與南島民族交會區鏈上的另一個點——時，被挖了出來。
我在與本南人的相處之中，處處對照著布農與阿美；也因為熟悉的華語，在初來的婆羅洲開啟許多對話，尤其是許多關於婆羅洲、馬來西亞的華人移民文學，建構了我對這片土地的認知。
我才看見台灣的文化體質，與南洋的相近之處，與在世界的座標。
然而，在這兩大民族的交會區中，台灣又有其特別的位置。事實上這個區域，除了南島民族與華夏民族，還有很多的文化力量（矮黑人、伊斯蘭文明）、殖民力量（英國、荷蘭、西班牙、美國、日本）在其中作用，形成了每個地區各自的故事。而台灣位於這個區域最北端的邊陲，在歷史的進程中特別受到中國與日本的影響，也讓台灣在華夏與南島的天平上始終傾華。
但無論如何，南島文化與華夏文化同樣在這片土地上得到養分，並長成在這片土地上獨特的樣貌，不同於中國原鄉，也不同於其他南洋地區。身為這兩者文化後裔的我們，認同已經超越單純的華夏與南島，而是基於在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經驗。
說起來，族群認同有時候是不那麼理性的，他可能是血緣的或地緣的、文化的或政治的、被灌輸的或自我抉擇的，由各種交錯的因素編織而成的巨大複合體。當我背著布農族長輩教給我的藤簍，驕傲的拿出台灣護照，告訴別人”Yes, I’m Chinese, culturally.”，我背後的認同到底是什麼？我想像當我的布農朋友到了砂勞越，面對同樣是南島語系，但信奉伊斯蘭教不吃豬肉的馬來人，以及講「國語」能溝通的華人，哪一個會讓他們感到更親切？說到底，認同是一種貨真價實的「親切感」，一種從生命經驗中長出來的情感寄託，真真實實的感受。
那樣的情感我在婆羅洲之旅的叢林內外都感受到了，並在其中看見在每個台灣人身上的文化之根，然後看見了供給文化生長的台灣這塊土地。
歸結到自己現在的生活，其實身邊有愈來愈多的朋友關注著母體文化的傳承，不論是布農、阿美、閩南或客家。我心中仍然有一個很美的圖像，各個族群能夠和諧的生活在一起，尊重、理解、甚至學習彼此的文化，共同守護這片土地。
（後記：回到台灣之後，我輾轉得到消息，聽說 n 在離開台灣之前曾經又回來部落，跟這個他待了一年多的地方說再見，並且借了一套布農族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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