學習作一個山人

大概是在我上小學之前，政府正式將「山胞」一詞正名為「原住民」。那時候我媽很常帶我參加老人會的旅行團遊訪屏東山區，車上的阿公阿嬤開口閉口都是「山地人」，站在遊覽車前的導遊則拿著麥克風，笑笑的用閩南語說：機罵愛功完走民喔（現在要說原住民）。

就好像過去我們都稱「外籍勞工」、「外勞仔」，現在有人倡議改名為「移工」，以改善對他們的成見歧視。雖然初衷是好的，但關鍵仍在說話者的心裡。如果心中充滿偏見，那用不同的詞彙表達又有何差異？

在我看來，其實我很喜歡「山地人」一詞。因為他很精確的表達出這群人的性質：依存著山林而生的人，生活與山緊密相連的人。又好像我也很喜歡「土著」一詞：依附著土地而生存的人——那不正是人最直接本然的面貌嗎！脫去了聽者或說者的社會成見，這些詞彙一點貶義都沒有。

所以對我來說，我可能更喜歡直接說「山人」，也不一定指原住民，而是指與山生活在一起的人。

自從從尼加拉瓜回來之後我便渴望作一個「山人」，渴望那種與山糾纏不清的生活。甚至可以說，是對台灣的山的渴望將我從尼加拉瓜喚回。然而我並不想成為一個登山家，並不想將山林單純作為鏡頭底下的風景，或如數家珍的戰功，或走過不留痕跡的旅行地，不，都不是。我更想單純的在山野裡生活，嘗試各種不同與山互動的方式，以之為生、以之為師，在生活中學習。

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遇見了內本鹿。

緣份是一件很懸的事情，有些事可能不著痕跡的埋下了種子，然後在泥土中默默的等待，時機成熟後才豁然發芽。我發現其實早在我大學時代就已聽聞內本鹿，當時還將內本鹿 pasnanavan 的網站加到電腦書籤。但老實說，那時候的我對內本鹿是什麼鹿一點概念都沒有，甚至不知道，他根本不是鹿。

沒想到，他卻在我對山最飢渴的時候結出了一串美麗的稻穗。

內本鹿的故事，簡而言之，是一個處於文化斷層代的布農族人，努力重返祖居的山林，找回傳統智識文化的故事。他們曾經被迫（或自願）遷徙到平地，很多甚至離開部落到都市裡成為國家現代化機器的螺絲釘，然後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巨大的文化斷層，現在努力的找回曾經屬於自己的文化內涵，重新成為「布農」。

這樣的故事說起來簡單，實際上卻是一個複雜而艱辛的過程。如何找回自己的文化內涵？那個文化是什麼？怎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布農人？族人努力了十多年，現在還在持續進行中。

布農人是典型的「山人」，甚至可以說是「高山人」，過去分布的海拔是全台灣的原住民族群中最高者，而且過著不斷遷徙、遊耕的生活。Tama Nabu 說：「耆老一再的告誡，要不斷的遷徙，布農的文明才得以延續，否則將蝕壞、消失。而這文明必需保持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上。」

關於 Tama Nabu 描述的布農形象，我很喜歡日本人類學探險家森丑之助的紀錄，他說：「一般蕃人都不願意，也沒有勇氣走出部落的領域，更不敢單獨外出遊獵。只有布農族敢單獨超越部落的領域，四處去旅行，甚至進入別族的獵場狩獵。我們有一次從埔里到花蓮途中，把一面國旗和一個飯碗留在能高主山山頂留念。另一次從合歡山到奇萊主山時，也把一些紀念品留在奇萊主山附近的山頭。後來，布農族獵人，從他們南方的領域，長途跋涉到屬於泰雅族領域的奇萊主山方面打獵，竟從山頂回收我們留下來的東西，帶到集集街的支廳。這種縱橫高山如入無人之境的作風，是別族做夢也不敢做的一件事。」

可以想像，在當時對台灣山區的地理人文仍不熟悉、交通不便的時代，從平原遠望那雲霧繚繞的巨大山體，就彷彿一道封印的結界。而在這山國之內，布農人以懸崖幽谷為家、高山稜線為道，穿梭在從埔里以南到今日內本鹿一帶的中央山脈、玉山山脈，建立了高山文明。

然今日內本鹿後裔所居住的延平鄉，全鄉五個部落都在海拔一千公尺以下。熟悉山域的人大概知道，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林與平地判若兩個世界，不單單是因為高度上升造成的氣溫下降，地形的變換與水氣的堆積也讓整個動植物生態都不一樣。對過去直接依賴環境而生的布農人來說，這樣的轉變相當於原本的生活方式必然得改變，那套屬於高山的文化因此慢慢流失。而過去對家鄉土地的空間感也逐漸改變，生活的腹地從原本的向上延伸，轉向為往平地擴張。

而改變最劇者莫過於經濟型態。布農人雖以狩獵聞名，但真正養活整個族群的是小米。根據森氏的踏查紀錄，過去布農人家中會有三年的小米儲糧。小米不僅與布農命脈相依，也滲透了整個布農的生命曆法。

布農人的曆法以可以看見月亮的日子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，大約每三到四年就會閏月一次。而每個月應該做什麼事，就以象形符號紀錄在布農人代代相傳的板曆上，其中大多與小米有關，包含開墾、播種、除草、收割、進倉等等，而在進行每項生產活動的同時，也會有相對應的祭典。舉例來說，以前小米倉就在家屋裡，小米曬乾之後必須進倉，在布農的版曆上就畫了一隻倒著的豬，代表在這個時候必須要殺豬來餵養小米的靈。豬血還必須塗在小米倉旁的柱子上，根據 Tama Liman 的說法，這象徵女性的經血，代表源源不絕的生產力。我們可以說，這套曆法與祭儀幾乎是依照小米的生命循環而存在。

對過去的布農人而言，宗教信仰就是生活本身。他們大概沒有「宗教」一詞，也不區分祭儀與勞動。在他們的世界觀中，萬物皆有靈，而所有的行為都是人的靈與物的靈之互動，祭儀正是這種對話的展現。當人的靈、小米的靈與土地的靈對了，就能夠有豐收，生命得以延續。

而當族人從山地移居平地，改作水稻之後，這套曆法與祭儀便難以執行。雖說祭儀的精神是其背後所隱含的對生命的崇敬，但現實的是，人類是健忘的，必須透過具體的行為才能讓精神深化到自己的內在。甚至當對貨幣的需求產生，族人紛紛轉而耕作市場價值較高的經濟作物，像是玉米、李子、梅子等。這樣一個轉變，又讓山村的經濟隨著國際市場動盪不安，許多人只能轉向城市找出路。族人與小米的感情淡了，跟土地的連結也疏了。

我從去年三月第一次跟曼儀與 Tama Dahu 入美奈田山之後，也跟著在延平林道搭建回家行動的工寮、帶亞成鳥的活動，並參加了第一屆 min bunun 的課程。我因追山之故，意外的認識了布農的文化與族群歷史，跟著內本鹿後裔走上這一趟ku lumah（回家）與min bunun（成為人）的旅程，自己的生命似乎也牽扯了進去。

這也讓我也不斷思考，我們所追尋的「傳統山林文化」，如何在現代社會中產生意義？複製一套跟一兩百年前一模一樣的生活似乎沒有必要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可以追求與世隔絕的山林生活而樂在其中，但對整個布農族群而言呢？也或許並不是所有的布農人都渴望重回山林，甚至他們可能想當演員、當法官、當工程師，我憑什麼想像他們一定要跟山生活在一起。當代社會最難能可貴的不正是那份對多元選擇的尊重？那相對來說，山林土地的養分是不是也能夠帶給他們什麼呢？

甚至於，布農的傳統文化對於整個多元族群的台灣社會能夠發揮什麼影響力？

這是一個複雜而必須持續思考的問題，仍未有完整的答案。甚至答案可能也不存在，行動了就會有方向。

我想到了在布農人的餐桌上總會出現的樹豆湯，尤其在冬天的時候，一碗熱熱的樹豆排骨湯能夠馬上就讓身體暖起來。樹豆有個布農名叫做 halidang，但其實他來自印度，有的資料說是荷蘭人帶來的，也有些說是日本人鼓勵種植的。無論如何，幾乎全台灣的原住民族都有這種作物。

有一次 Cina Abus 跟我說現在還有人做樹豆漿。因為之前在尼加拉瓜買不到豆漿，我們也會買黃豆回家自己打豆漿，所以大概能夠想像樹豆漿的製作過程，然心裡還是很好奇樹豆漿喝起來究竟是什麼味道？

「不知道欸，我們都直接吃掉了啦！」Cina Abus 對我的問題一笑帶過。

也是，黃豆漿、黑豆漿都是屬於漢文化的傳統，以前的布農人應該也不會有樹豆漿這種東西。雖然我不知道部落的人對樹豆漿的評價如何，但我卻有一種莫名的怦然心動。並不是我喜歡豆漿，而是想到：來自印度的樹豆，在布農人的照顧下在台灣的土地生活下來，然後在漢人磨豆製漿的傳統下被製成樹豆漿。這種多文化交往、創造的過程讓我欣喜。文化雖然在時代的推移下不斷流失，尤其是那些不同民族交會之時，總是發生讓人惋惜的事實，但也不斷有新的文化被創造，受到土地的滋養而茁壯。

古老的故事正是創造未來的養分，等待緣分發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