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本文同時刊登於《鄉間小路》8、9月號) 他將事先炒好、冷凍的蛋裝在夾鏈袋中,連同蕃茄、高麗菜等生鮮食材放入一只老舊的保麗龍箱,置於揹架底層。鋁製的臉盆、用來充當鍋蓋的鋁箔紙、封箱用的大卷膠帶⋯⋯通通塞進部落農家隨處可見的飼料袋中,置於保麗龍箱上,再熟練的用彈力繩綁定在揹架,最後一雙拖鞋隨性的插入繩間的縫隙。揹架上肩,蛋殼睡墊墊在髖骨後,色彩斑駁的頭帶頂在額前,他低著頭走入前方齊腰的蕨林緩坡,消失在初夏的蟬鳴與亮晃晃的綠光之中。 這隻幾乎全由卓溪登山協會的布農族人組成的登山隊伍,不見尋常登山客的大背包、防水袋等標準配備,倒是人人背著鋁架、頂著頭帶,一副揹工的專業形象。不過這次,他們卻不是作為協作而來,而有一個特別的任務在身:考古調查。 登山與考古的交會 在我起心動念,想認識那些不為爬山而進入山裡的人之後,我發現學者佔了很大一部分,山林一如亙古的智慧寶庫,等待人們挖掘。而其中除了生態學者之外,最多的就是人類學、考古學者,這並不意外,因為台灣廣袤的山林從來不是荒野,姑且不論神秘的矮黑人與史前族群,光是現在的原住民就曾在此建立文明,後繼的日本人與早期政府更留下了國家統治力量的痕跡。為了解台灣這座島嶼,學者只能穿起雨鞋、背起大背包,步入人跡罕至的山林。 「不過人類學者跟研究對象之間,其實常常有種微妙的對立關係,畢竟人類學的起源是作為一種殖民工具,」Jeff 躺在藍白帆布搭起的天幕下,慵懶的講起嚴肅的話題。他就是自己口中的學者,曾經是登山社的他,後來相繼拿了人類學與考古學學位,山林考古好像理所當然成了他的工作。他也不諱言,自己曾經在做研究的時候感受到那種矛盾與對立,直到他接觸拉庫拉庫溪的布農族人後,兩者之間輕鬆的相處模式引領他開始了此處的舊社調查。這幾年,他甚至有了更深的想法。 他有了一個「原住民考古學」的想像。所謂的原住民考古學並不是以原住民為研究對象,而是以原住民為主體,在考古的過程中進行自身族群的探究。在台灣的歷史發展中,原住民歷經了文化的剝除,而考古學應該恰好可以作為原住民文化意識再建構的工具;文化的詮釋權不應該把持在學者的手中,更應該由族人共同決定。從前幾年在拉庫拉庫溪南岸的佳心、喀西帕南進行舊社調查,他便開始與部落建立關係,招兵買馬,終於在今年編成了全卓溪布農的考古軍,前進阿桑來嘎。(2017 年佳心調查的故事紀錄在《 在佳心,拾回遺落的友誼》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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